财政部门、公安部门及司法机关在认定和处理串通投标行为时，面临以下核心困难与挑战，需从证据、法律适用、协作机制等多维度分析：

一、证据固定与行为认定的技术性挑战

隐蔽性高，取证难度大

串通行为多通过口头约定、暗箱操作或第三方中介实施，书面证据稀缺。例如，投标人可能通过“陪标”“轮标”等隐性手段规避监管，但资金往来、通信记录等关键证据易被销毁或伪装。

电子证据认定复杂

在电子化招投标中，数据篡改、IP地址伪装等技术手段增加取证难度。例如，多家企业投标文件哈希值异常相似，但需结合加密算法、时间戳等多维度验证，对技术能力要求高。

行为边界模糊

正常商业合作（如联合体投标）与非法串通的界限难以界定。例如，企业间信息共享是否构成“协同投标”，需结合市场结构、行业惯例综合判断，易引发争议。

二、法律适用与执法标准的差异性问题

法律竞合与裁量权冲突

同一行为可能同时触犯《招标投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刑法，但不同法律对“情节严重”的界定标准不一。例如，部分地方司法实践将“中标金额50万元以上”作为刑事立案门槛，而其他地区则参考相对比例，导致同案不同判。

刑事责任认定争议

串通投标罪的构成要件（如“损害他人利益”的量化标准）缺乏明确司法解释。例如，某案件中投标人串通压低报价但未实际中标，是否构成“情节严重”存在司法分歧。

行政处罚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

财政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后，移送公安机关的标准不统一。部分地方以“罚款是否缴纳”作为移送前提，导致刑事追责滞后，削弱威慑力。

三、跨部门协作与机制性障碍

信息壁垒与调查权限分割

财政部门掌握招投标流程数据，但缺乏刑事侦查权；

公安部门可调取通信、银行流水，但对行业规则（如围标“暗号”、保证金循环使用模式）认知不足；

司法机关需依赖前两部门证据链，但存在证据转化标准争议（如行政调查笔录的刑事证据效力）。

地方保护主义干预

在地方重点项目中，串通投标行为可能涉及本地龙头企业或纳税大户，地方政府可能以“维护稳定”“避免经济影响”为由施压，导致案件被降格处理或不了了之。

国际协作困境

跨国串通投标（如境外企业联合围标国内工程）涉及司法主权、数据跨境调取等问题。例如，某外企通过境外服务器协调国内子公司围标，但受限于国际司法协助条约，调查进展缓慢。

四、行业特性与社会成本考量

行业潜规则阻碍

部分领域（如工程建设、药品采购）长期存在“潜规则”，串通行为被视为“行业惯例”。例如，某地多家建筑企业组建“投标联盟”，新进入者若拒绝加入则面临报复性低价竞争。

处理结果的社会溢出效应

对大型企业处罚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如供应链断裂、员工失业），司法机关需在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间平衡。例如，某上市公司高管因串通投标被判刑后，企业股价暴跌，关联方债务违约风险上升。

应对方向与建议

技术升级：推广区块链存证、AI行为分析（如识别异常投标模式）；

标准统一：出台司法解释明确“情节严重”量化标准；

协作机制：建立三部门联合调查组，打通数据壁垒；

信用惩戒：将串通行为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施联合惩戒。

通过上述措施，可逐步破解认定难、处理慢、震慑弱的困局，推动招投标市场规范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