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5〕63号）发布以来，公共资源交易电子化进展迅速。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和各省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经过多年运行，已经积累了大量公共资源交易数据。这些累积的数据集本质上是国家和地区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数字化映射，与实体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具有孪生性。因此，公共资源交易数据的价值首先表现在对公共决策和公共项目的支持性服务上。具体来说，公共资源交易数据的价值实现包括如下五条路径。

支持公共资产优化配置

公共资源数据资产形成以后，客观上就成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共资产的簿记。这个簿记对应全部公共资产，是公共资产运行状况的数字化映射，以及公共资产物理实体的数字孪生体。

我国的经济体系以公有制为主体，因而，在全社会的资产总量中，公共资产占有主体地位。据统计，2019年我国公共资产占国民总资产的30％以上，数量在30万亿元以上，这一数量庞大的资产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时，我国每年相当大一部分财政收入通过投资的形式转化为公共资产，这些公共资产存量作为一个整体为国民经济创造价值。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以及经济核算的特殊性，特别是基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核算对公共资产价值的忽略，致使这一庞大资产的价值和作用被忽略，由此也带来了对公共资产管理和运营的忽视。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建立和运营，主要解决了交易优化和效率的问题，但对公共资产总体运营效率仍然关注不够。公共资源数据资产的形成，使公共资源有了相应的整体性簿记体系，可以用于衡量公共资产的运营状况和总体效能。党的十八大以来，资源配置上坚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是，如何明确政府作用，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如何体现，并没有成熟的方法和原理。公共资源数据资产的形成要求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依据公共资源产出的总体效率进行决策。具体来说，就是根据公共资源的边际效益决定公共资源的配置顺序，每一个公共项目实际上都是一种边际支出，这种边际支出对公共资源总体效率的贡献率是决定是否进行项目建设的重要指标。有了这个指标，就有了政府优化资源配置的理论依据。在当今数字经济条件下，以这种配置原则为依据进行政府投资决策显得更为重要，也更为可行。

政府优化资源配置对公共资源数据资产的产出提出了一个重要任务，即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优化配置模型，计算出各地区和各行业配置原则。在此基础上，各地区各行业公共资源配置中心进行项目优化。这种项目优化的过程就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机制。在此机制基础上，到了项目实施的“人、机、料”阶段，是市场配置阶段。由此，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重心，即转化成项目决策和市场采购。前者是政府作用，后者是市场作用。公共资源数据是这两个作用的枢纽和配置中心。在历史上，许多国家的经济学家做过相关尝试，对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科学决策有重要作用。数字经济使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协调有了更为便捷的工具，公共资源数据资产的形成又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

支持公共采购供应链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资源的增量形成过程主要表现为采购过程。具体来说，包括政府采购和国有企业采购。这两种采购中，除了很少一部分作为政府消费被消耗，大部分作为公共资产沉淀形成了公共资源，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公共资源采购过程中确定的供应商构成公共采购供应链。

公共采购供应链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以此概念为基础，公共资源数据资产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公共采购供应链是需求拉动的，即以公共需求为起点，公共采购形成了多级需求链和以此为基础的采购链。在采购需求多级传导的过程中，公共需求带动了产业的乘数效应。

可以把公共采购供应链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公共工程供应链，另一部分是公共工程运营供应链。公共工程供应链主要是建设供应链，包括能源建设、交通建设、通信建设、市政工程等。这些工程项目是公共采购的主体。在公共工程的推动下，各种基础材料，如钢铁、水泥、建材等，以及各类机械设备、信息通信设备、专业装备形成了一个供应链条。在此链条上，乘数效应如何传导，如何发挥作用？在以往没有数据支撑的条件下，该链条处于一种黑箱状态。这种黑箱状态造成了工程供应链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致使供应链上各个环节的不均衡和低效率。公共资源交易数据的主体是公共工程交易数据。通过数据的分析和研究，把各类工程的供应链关系理清楚，向政府和公共采购部门输出，可以大大减少公共工程的盲目性，提升公共工程的效率。

公共工程的运营供应链主要是公共工程的可持续性问题。从经济效益上来看，公共工程的维护和升级对保证整个经济体系的效能十分重要。公共工程运营供应链正是这种长期可持续性的保障，公共资源交易的完整性，即全链条的交易关系，应当包括工程长期维护的解决方案。过去，公共工程普遍存在重建设轻维护的问题，致使许多工程维护不当，实际寿命缩短，客观上造成了巨额损失。基于公共资源交易数据，制订长期的公共工程维护方案，保持常态化的工程维护队伍，是公共资源交易数据资产的重要输出，这种输出不仅是即时的，而且是长期的、可持续的，对公共资源数据资产化具有重要价值（例如，某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根据交易记录建立信创产品的维护网，提升信创产品的可靠性）。

公共采购的工程供应链是拉动型的，它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产业发展的乘数效应。公共采购的运营供应链则是推动型的，它使公共工程的服务向社会公众和相关部门输出，使工程效益最大化，推动社会各相关产业优化。工程供应链和运营供应链的枢纽正是公共资源交易的数据空间，对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来说，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也蕴含着新的生产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公共资源数据资产是任何其他资产不可替代的，是公共资源数据资产的真正价值所在，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支持国家和地区应急管理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社会已经进入VUCA时代。所谓VUCA，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四个特征，即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在这样一个变化莫测的时代，战争、瘟疫，各种自然灾害随时都可能发生，进而破坏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引起普遍恐慌。

很显然，公共资源是在突发事件来临时最重要的稳定资源。然而，并非拥有资源就有稳定机制，就能产生稳定作用。其发挥作用必须依靠公共资源数据资产的支持。因此，基于公共资源数据资产构建公共资源应急机制，应当是公共资源数据资产化的重要任务。

从原理上说，公共资源应急作用的发挥需要以下数据支持。第一，应急事件的物资需求数据；第二，所需物资的现有储备和分布数据；第三，以最快的速度从储备地运输到需求地的最佳物流数据。由此可知，公共资源的应急作用实际上是公共资源供应链的一种特殊状态，依赖于公共资源供应链。实际上，公共资源供应链和应急作用的关系是具有经济效率的，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共资源的作用和效率，但需要在原有供应链的基础上，增加公共资源数据资产的以下功能：一是充分考虑公共资源供应链的资源冗余。资源冗余是应急的基础条件。基于数据资产随时监测公共资源的有效冗余，计算可能的突发事件发生概率，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够提供公共资源支撑，是一国公共资源数据资产的基础作用。二是要考虑网络效应。我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是一个网络化的整体，数据网络、交通网络、能源网络构成了公共资源的网络主体。这些网络完全可以成为公共资源数据资产驱动的实体资产，在紧急事件出现时发挥综合作用。因此，公共资源数据资产可以即时为应急决策者输出应急物资方案，使应急决策纳入程序化、科学化轨道。同时，在公共资源数据资产的支持下，可以充分利用原有的公共资源供应链体系，使应急方案的实施变得更加理性和规范。

从根本上说，公共资源应急效应的发挥，与资源配置效应、供应链效应的最大不同在于，应急效应依赖于公共资源存量而非增量。因此，搞清公共资源的存量，特别是搞清应急效应所需的公共资源存量数据，是发挥应急效应的基础。这样，就需要国家相关部门作出一些改变。目前，公共资源的管理主要是对交易的管理，对公共资源存量的管理有待加强。对公共资源存量管理的缺失也是公共资源数据资产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公共资源数据资产的效率取决于该问题的解决。

支持城市功能整体优化

公共资源的相当一部分以公共设施的形态存在，以其存量长期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这些设施包括电力网，交通网（公路、铁路、航空和航运网等），互联网，医疗服务网，城市基础设施（给排水、地铁、公交、学校、公园及应急设施等）。依靠这些公共资源的支撑，现代城市才能保证正常运转。

与上述实体的公共资源相对应，许多城市正在构建一套城市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系统，构造一个城市基础设施的数据空间。在这个数据空间中，实体空间的公共设施形成了一个数字孪生体。这个孪生体也被称为“城市大脑”，具有该“城市大脑”的城市也被称为“智慧城市”。从公共资源的角度看，“智慧城市”和“城市大脑”本质上是创建了一套公共资源数字资产，“城市大脑”和“智慧城市”的建构过程，实际上就是公共资源数字资产化的过程。

很显然，“城市大脑”和“智慧城市”实际上是要把全部城市公用设施和公共资源当成一个有机整体来考虑，通过存量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调节，来提高城市运转效率和城市生活品质。城市公共资源的数字化，为实现这种整体性优化创造了条件。因此，这种调节和优化的成果可以认为是城市公共资源数字资产的产出。

现代城市公共资源实际上是以模块化形态相对独立存在的，如供电、供水、供气、交通等都是相对独立工作的，这种独立性客观上造成了一种不平衡，从而使很多城市产生了极大浪费。例如，城市道路与交通设施的不匹配，造成长期堵车，浪费人们大量时间；供电和供气本质上存在转换关系，但由于工程的限制，这种系统的转换工作很难进行，造成能源的浪费等。公共资源数据资产可以将这些问题进行统一协调，进而使城市运转更加顺畅。因而，公共资源的资产形态并非仅仅把公共资源数据化，更重要的是要找到公共资源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关系和优化程序，使全部公共资源数据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就“智慧城市”来说，这份庞大的数据资产实际上要持续不断地向城市管理者和市民输出合理的优化方案，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决策，这就是公共资源数据资产的团块效应。

公共资源提供的公共服务，本质上是共享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实体设施和实体服务的共享是实体空间和时间的共享，这种共享往往是有限的。公共资源数据资产通过优化服务，使实体设施和实体服务共享时空迅速放大，惠及更多的人群。同时，公共资源数据资产还可以把公共服务与千家万户联系起来，使每一次公共服务都是一个连接用户的流量入口。通过这个入口，公共服务与广大用户的需求更加接近，在特定的算法驱动下，持续不断地输入用户数据，使公共服务方案持续优化。这样，就使城市公共服务进入了一个智能管理下的良性循环，既能使用户享受到优质的服务，又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节约，提升效率。

支持数据技术和产品创新

创新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重大创新都要基于特定的技术资产基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创新是以蒸汽机动力为基础的，基于蒸汽机资产基础，人类发明了汽车、轮船、火车等大型交通工具。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创新是以电力技术资产为基础的，基于电力资产人类发明了各种电器以及以电驱动的现代工具。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计算机资产为基础的。计算机带动了社会管理的现代化。目前，人类进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这次工业革命是以数据资产为基础的智能化革命，以数据为基础的生成式预训练可转换（GPT，Generative Pre-Trained，一种基于互联网的、可用数据来训练的、文本生成的深度学习模型）技术，已经开启了数据资产的创新基础。

基于数据资产的创新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创新有很大不同。以蒸汽机、电力和计算机为基础的创新，本质上是对这些新动力和新工具的应用拓展，主要依赖于少数天才的想象力和工业制造能力。而基于数据资产的创新，不再依靠天才，而是依靠数据模型所蕴含的可能性，用机器和计算来发现新的可行性，进而实现创新。在此基础上，新的思想、新的方法和新的技术将突破个人能力的限制，大规模涌现出来。同时，由于这种创新的柔性化特征，与现实中的个性化场景匹配度更高，进而创新具有更高的效率和适宜性。很显然，基于数据资产的创新将引领人类进入智能社会，数字经济将以智能技术的形态落地生根。

自2013年《电子招标投标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委令第20号）实施，以及2015年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公共资源交易数据库。在这些交易项目的投标文件中，蕴含着许多投标人的创新思想和方法。但由于传统评标办法的限制，这些创新的思想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被埋没于浩瀚的文本。在数据资产化背景下，这些被埋没的文本将会在大模型中转化成既有知识形成新的思想和方法的源泉，指导新项目的创新。

第一，智能方案将成为公共采购的新亮点。基于公共资源数据资产提供的基础模型，新的采购方案将综合各种因素提供基础方案，这种基础方案将会成为一个标杆，引导各个投标人提出更加优秀的方案。

第二，以公共资源数据为基础的评审创新方案。评审将可以最大限度地细分和定量化，克服当前主观性很强的评标评审带来的弊端。

第三，公共资源数据资产为项目方案的实施和项目履约提供支撑。

第四，公共资源数据资产为各项目主体的信用建设提供支持。

公共资源数据资产既是既有实体资产的映射，也是公共资源增量调节的计算和评价基础，同时构成了公共管理的各种制度、政策、方法、创新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公共管理将克服以往效率和效能方面的弊端，使公共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充分显现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