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少行政机关采购法律顾问服务每年一次，为了避嫌即使对律师满意也不得不一年一招标，增加采购成本，服务关系不稳定，影响服务方专业投入程度，是否可以突破？

答：法律顾问服务在一些省份被列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根据《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102号)第二十四条规定，政府购买服务合同履行期限一般不超过1年；在预算保障的前提下，对于购买内容相对固定、连续性强、经费来源稳定、价格变化幅度小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可以签订履行期限不超过3年的政府购买服务合同。

如果未列入政府采购买服务目录，那就是服务采购项目，依据《财政部关于推进和完善服务项目政府采购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37号）规定，采购需求具有相对固定性、延续性且价格变化幅度小的服务项目，在年度预算能保障的前提下，采购人可以签订不超过三年履行期限的政府采购合同。因此，法律顾问服务项目，采购人可以在采购文件中载明签订不超过三年履行期限的政府采购合同。

而且在合同期限届满后该供应商可以继续参加采购人的下一次采购活动。采购人如何挑选满意的法律服务团队呢？首先，采购人要明确法律服务内容和服务标准；其次，服务项目归根结底是对服务团队的要求，包括对项目负责人和团队成员的要求，根据项目需求决定是否需要律所提供驻点服务。

2、很多金额不大的法律顾问服务都采取询价或公开招标方式采购，弊端较多。如何规范政府采购法律顾问服务，什么情况下可以定向采购？

答：如果法律顾问服务项目单次合同金额未达到采购限额标准，但是一个预算年度内采购预算累计达到采购限额标准的，应当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下简称《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的采购方式和程序。

法律顾问服务属于《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110号）第三条第二项规定的本部门、本系统行政管理所需的鉴证咨询服务项目，主管预算单位可以依照《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110号）采用框架协议采购方式进行采购。询价采购方式只适用于货物项目，法律顾问服务项目不可以适用询价采购方式。

如果一个预算年度内此类项目采购预算累计未达到采购限额标准，可以依照采购人的内控和财务制度执行即可，实践中大多可以采用比选、磋商等程序实现采购。“定向采购”不是法定的采购方式，法律顾问服务的市场竞争非常充分，此类市场主体对于政府采购落实“三公一诚”的呼声较高，因此不建议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或者所谓的“定向采购”。

3、采购结果确认后，针对采购文件提出的投诉应当不予受理，若采购文件中确实存在“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的情形，财政部门该如何处理？能否通过监督检查决定的形式作出废标决定？如果可以，是否会变相导致《政府采购质疑投诉办法》中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投诉的时限要求被突破？

答：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采购结果确认后并不意味着供应商或者潜在供应商对采购文件的质疑必然超过期限。正常情况下，在采购结果确认时已经超过采购文件的法定质疑期限，比如采用招标方式的采购文件提供5个工作日，历经至少20日的等标期后确定采购结果时，则对采购文件的质疑已经不在法定期限内。

但是，如果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采购方式采购文件提供的期限设置过长（如有的电子化平台统一设置为到开标时），或者在询价、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等采购方式中，也存在采购结果已经确认、供应商或者潜在供应商对采购文件的质疑依然没有超过质疑期限的情形。

因此，采购结果确认后，供应商、潜在供应商针对采购文件提出的投诉并不必然导致不予受理。若采购文件中确实存在“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之情形，财政部门应当通过监督检查，责令采购人予以废标，原则上不应由财政部门直接废标。

对政府采购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是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承担的法定职责，而质疑、投诉是政府采购活动中供应商的救济制度，二者不存在替代、矛盾的问题，更不存在质疑、投诉超过期限，就不属于监督管理范围的逻辑。监督管理应当秉持有错必究的原则，对发现的违规问题应当予以纠正，并根据具体情节予以限期整改处理决定和罚款等行政处罚。

4、目前，财政部门行使监督检查权力应当遵循的原则、基本程序没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参照，财政部门能否参考质疑投诉程序实施监督检查？

答：财政部门的政府采购监督检查行为，在行政法学界一般认为类似日本、台湾等行政立法中的行政调查。

目前国内并没有类似日本《行政调查法》一样统一的行政调查方法的法律，一些程序性规定散落在《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政府采购法》这些部门法律中，一些地方人大立法机关曾出台过类似《xx省行政程序条例》等地方法规，对监督监督的管辖、回避、启动、告知、陈述、申辩、听证、调查和证据等作出了一些规定，这些可以作为行政机关依法进行监督检查的依据。

由于财政部门对政府采购的监督检查具有全方位、全过程、包罗万象的特点，《政府采购法》和《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都单独设立了“监督检查”章节，以列举的方式对监督检查作出了规定，而质疑与投诉是单独设立的“第六章质疑与投诉”，二者在立法体例上是并列关系，因此，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中“质疑与投诉”的相关规定不能作为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的法律依据。

5、政府采购投诉导致改变中标结果的，原中标供应商提起行政复议，复议案件审理中是否应当将投诉处理决定中改变结果后确认的中标供应商追加为复议第三人？

答：《行政复议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同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期间，行政复议机构认为申请人以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被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可以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

因此行政复议的“第三人”有两种情形：利害关系人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和行政复议机构通知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需要强调的是，这两种情形，依照法律规定，都是“可以”而不是“应当”，也就是说法律并不支持行政复议机构强制追加行政复议第三人的作法。

6、政府采购实践中，有一些政府采购项目履约保证金的金额较小（如几千元），供应商宁愿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也不愿以其它非现金形式提交，采购单位财务也不愿接收支票、汇票等。因此，对于法律规定及其在实际执行中存在的如上冲突，请问是否有其他既合法又便于实施的缴纳履约保障金方式？

答：要全面、正确理解《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的含义：一方面，履约保证金等等必须采用非现金形式，不得采用现金形式，这是国家支付结算制度的强制性规定，不仅仅是针对政府采购；另一方面采购文件不可以限定供应商非现金缴纳或提交保证金的形式，应当允许供应商自主选择非现金形式缴纳或提交保证金。

但是，《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对于“非现金形式”采用的是列举的立法方式，可以根据国家金融制度的相关规定做“等”外解释，非现金形式不限于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银行转账也属于非现金形式。所以，《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与政府采购实践不存在矛盾，不妨碍供应商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