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意见》要求发挥市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一般来说，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企业在运转过程中因遵循政府制定的各种制度、规章、政策而需要付出的成本，是由于体制机制而产生的经济、时间和机会等各种成本。公共资源交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往往牵涉多个主体。以招标采购为例，从采购人角度看，其按照政府采购相关管理要求，进行需求分析、市场调研、咨询论证、及时签订里程碑文件等，均会产生制度性交易成本。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可以通过创新数据服务，为采购人科学选用对接采购代理机构，从而由代理机构为采购人降低前述制度性交易成本。从供应商角度，其参与招标采购活动时存在收集采购信息、进行市场推广以及按照规定购买电子招标文件等制度性交易成本。如果供应商参加异地政府采购项目，还会存在一些差旅费用。倘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能够通过创新电子化系统，提供远程询标、简化CA数字证书异地互认等服务，或通过科学分类公示各类公共资源交易公告并提供便捷查询等功能，就可极大地降低供应商参与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从监管部门角度看，如果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能够提供便捷调看、查询现场录像的技术手段，以及自动化、规模化、格式化的项目报告数据等，也将极大降低监管部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而为加快履行相关公共资源项目节省时间成本。

　　二是要坚持公共资源应进必进原则。按照《意见》要求，要将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覆盖范围扩大到适合以市场化方式配置的各类公共资源，积极破除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区域壁垒。交易平台将与可能进入的碳排放、用水权、排污权、用能权等交易对接，提供高效便捷服务。例如，云南已经开始依托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开展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三是强化信用监管与服务体系。《意见》对健全统一的社会信用制度有完整的安排。例如，要编制出台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建立公共信用信息同金融信息共享整合机制，形成覆盖全部信用主体、所有信用信息类别、全国所有区域的信用信息网络；要建立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全面推广信用承诺制度，建立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将失信惩戒和惩治腐败相结合。各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可以对照逐项进行创新落实。比如，广州创立推出“公共资源交易信用指数”，为相关交易主体提供服务，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四是推进协同监管。深化“互联网+监管”、跨部门协同监管等方式，加强各类监管的衔接配合，是《意见》中所提出的监管要求。在公共资源领域进行贯彻落实，既要保证相关监管“横向到边”，所有项目应管尽管，各监管部门可以互联互通共享数据，也要落实“纵向到底”，保证最基层不出现监管真空。比如，在新农村建设当中，由村一级主体进行的招标和非招标活动，是否可以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监管？这些监管目标的达成，背后都离不开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在《意见》指引下进行扎扎实实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