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物资学院教授倪东生阐述了公共资源交易隐性风险的定义、内容，通过对国内外主要的治理模式的调研与反思，探讨适合我国体制的公共资源交易的适配模式。

倪教授首先阐述了公共资源交易的隐性风险的定义。公共资源交易隐性风险是指交易制度设计、交易程序安排和交易合同约束之外，潜在的交易风险。具体是指交易制度、机制、环境、人员、设备、渠道（含网络通道）、方案建立时，由于制定制度人的人缺少深入实践和制度理想，借用其它治理模式水土不服、不能系统生态有机地安排自身社会的交易，交易实践脱实就虚，脱核就表造成的交易缺陷，或者掌握交易主动权的人在交易中私心、用智、自由裁量、执行力和经验不足等原因，给公共主体造成的损失和浪费的风险。

倪教授表示公共资源交易模式与社会治理模式有关。我国公共资源交易治理模式主要是借鉴于西方的招投标法来推进的。招投标法适用于西方治理模式，是其多党执政和宗教约束等多重要素综合决定的。我国在和善共济，中庸之道，人生依附，讲究关系文化的背景下，如果套用西方模式，恰恰无法解决我们的少部分依靠权势损公肥私问题。

在职能治理模式上，倪教授重点分享了香港公共资源交易的采购保障物流服务职能治理模式他们把我们的采购职能归属于物流服务署。香港通过职能化，明确公共资源交易制度、流程，公开其交易流程，接受社会监督，参与者有着明确的目标和价值追求，效率极高，廉政指数极高，值得我们借鉴。

平台治理模式，倪教授讲了韩国模式，它是由政府管理、市场监管、税收，还有其他配套组织，包括资金做担保等。韩国模式是被联合国推荐的模式。倪教授剖析了韩国治理模式，并表示以此为基础，配合我国监管和网上评审制度也更适宜我国。

另外，倪教授还讲了团层治理模式，是以部门、地方形成了一种对圈内有利的“圈子文化”。

个人治理模式，就是靠职位和性格强势，这在没改革开放的时候是国有经济主要形式，现在也有在在制度下这么做。

倪教授表示，因为公共资源交易应该是国内最大的事业或政治，现在只是管理公共资源的形式，管一个工程，管一次采购任务，管一个平台。让大家采购和供需见面工作，却忽略了利益流失，那背后的本质应该谁去管？党来管理才能有所对比。

倪教授认为我国这样的文化场景和社会关系，公共资源交易要想做点好，需要党组织来沟通，来限制个人欲望。采方、供方、中介，包括媒体、纪检监察，定期根据实践的情况发现问题。党组织是平等，有思想引领，可以对一些影响资源交易情况敞开了去沟通，进而形成了一个新的制度。